新会杂记

道  北  寺

     道北寺在新会市现存的宇庙中很有名气，它座落在罗坑镇下沙管理区的地界，距牛湾桂林寺仅二三公里，据旧县志记载，此地叫道北大报山，道北寺是以地取名。当地人说，山似“仙人骑鹤”，有仙山形制。寺靠山腰，藏于茂林修竹之间，但又面向开阔，进入其间，有幽清、和谐、远尘世的感觉，令人猜想寺的选址非常讲究风水。

    寺的主殿供奉黄真人，正殿联写道：“西天无假佛，道北有真人。”一“假”一“真”，更强调了真人的“真”。真人真有其人， 姓黄名归南，传说生于唐代开成元年（836年）十一月初二，幼年牧牛时已是知祸福的仙童，长大后精于修禅，唐代中和四年（884年） 九月初九削发坐化升仙于此地，下沙（旧称沙岗）林姓就地立“归仙堂”拜祀，后来又称“黄佛堂”、“广济堂”。清代道光年间的《新会县志》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改名道北寺。

    由于地形关系，寺正门开在右侧，门联赫然刻着：“道岸留仙迹，北山纪晚唐。”联嵌地名“道北”，点明寺的起源于唐代。但笔者考证，道北寺起于宋代，它与桂林寺同出一源，祀同一个神，几乎经历同一样的变迁。真人黄归南是道北寺邻近的牛湾桂林人，按当地黄氏族谱记载，他的祖父黄崖石在宋代迁新会杜阮，父亲黄平田又迁牛湾石坑乡（今桂林管理区一带），牛湾黄姓是他的后代，有的后人还迁居新会的司前、七堡、古井和南海、台山、中山、鹤山、阳江等地及海外。归南字存心，号明德，排行第二，牛湾黄氏称“二世叔祖”，除了道北寺外，他的黄族后人还在自己的村边设“桂林佛堂”（今桂林寺）拜祀（详见本刊1998年第一期34-35页）。

    道北寺历尽沧桑，在历史上多次被毁又多次重修。据现存最早的《新会县志》明代万历志记，它于元朝致和元年（1328年）改建，元朝后期毁，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重建。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重修过，寺门前一块已断裂的石碑，有“道北寺”、“同治四年重修”的字样。1967年因“文革”“破四旧”又一次被毁，住持僧慧空和尚被遣后跑到杜阮叱石寺，后来转往珠海。目前的道北寺是1987年民间自发捐款重建的，保留原有的内涵和风格，但规模和工艺不及原来，也没有僧人，保留的旧物仅一块断碑和一个大计时钟，仍然香火旺盛，四方香客众多。

 （《炎黄天地》1999年第4期）

  林福杰   原署名:李林

李淡愚圭峰祝寿碑
                                                     

    在圭峰山玉台寺侧、白沙讲学亭旁，竖立着一块石碑，高2.3米，宽0.8米，花岗岩质，虽经历了近60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字迹非常清楚，碑文抄录经加以标点如下：

    李淡愚先生圭峰祝寿序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廿五日，为李淡愚先生八十寿辰。及门等以笋舆迓诸圭峰，祝寿于白沙讲学亭，且为之勒石纪事。以亭为先生所手建，亭以下吴铁梅、林仲駽两公墓，又先生最挚师友也。先生名春华，新会人。少精文字，尚风义；壮主讲席，喜奖掖后进，寒酸子弟多藉以发名成业；晚尤致力于社会。冈州中学校，白沙、象山两公园，皆其所募捐。至其能急人难，于吴、林殁后，筑祠墓、恤孤寡。于光绪戊戌大疫，募棺以殡邑中贫死无归者，至三千余具，皆口不言劳，故论者以为难。今先生年登大耄，香介等亦垂垂老矣，志其行概，以寿先生、风当世，亦弟子职也。
    

    门人李香介撰文  李明若书丹

    镌刻工艺精美，书法尤为出色。书体隶书，用笔朴厚，笔势典重雄俊，刚健有力，字体严整紧密，骨肉匀适，遒劲多姿。是本地不可多见的旧石碑。

    此碑建于民国27年（1938）。其时新会著名教育家、慈善家李淡愚先生年届八十，李门弟子李香介、李明若、李仪可等在圭峰玉台寺旁、白沙讲学亭下举行“圭峰九老耆英会”，为他举行特别的祝寿。九老是他和八位年过七十的好友，他们乘板轿（笋舆）登山赴会。会场挂满串花、贺联、诗词，当场赋诗征和，到会的人很多。会后，李门弟子捐款立此石碑，概述了先生扶掖后辈，急人难，募捐建白沙讲学亭、冈州中学、会城象山公园、江门白沙公园和1898年新会流行鼠疫（光绪戊戌大疫）时殓葬贫困死者等感人事迹，为先生祝寿，且留以后人作风范。

    书者李明若，即李钦（1897—1979）先生，字希尧，别字明若，号心斋，新会七堡人，徙居会城。曾与碑文作者李香介同任冈州中学文史科教员，1932年开始受聘平山小学校长。在新会办学50余年，桃李满园，是新会著名教育界人士。学识渊博，并以书法见称，多处留有笔迹。
     

  （《炎黄天地》1999年第1期 总第9期)

  林福杰    原署名:李林

石戏台

会城平安路城东小学对面，有一座历经400多年的古老戏楼，本地人沿习称“石戏台”。它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建，同治元年（1862）重修。
这座戏台分前后台两部分，为单层伸出式的戏楼，这种结构形式较为常见。所谓伸出式是指戏台前台三面敞开，可三面观戏，南方气候温高雨多，采用三面透空便于通风。戏台通高7.5米，台高1米，面宽15米，深11米，面积165平方米。歇山顶式，顶部拱形，一斗三星斗拱（见照片）。屋顶坡度亦较大，有利于减缓雨水的冲刷。台基为石结构，因此俗称“石戏台”。全国现存明代戏楼不足80座，广东更少见。1995年新会市政府发布文件，将它定为第三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价它“对研究地方文化和民间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可多得的考证价值。”2005年区政府计划全面修缮石戏台，迁拆四周临屋，整治周边环境, 恢复古戏台原貌。目前已拨出专款，修缮工程正在进行中。

“石戏台”原来是关帝庙的附属物。它的对面，今城东小学原有一座相对的关帝庙，上世纪80年代建教学楼时拆掉。这座关帝庙在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新会县志》中已有记载；清代康熙《新会县志》卷九记载得详细一点，说明它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千户陈大印父子兄弟购买邓东谷、周尚信的民地兴建。明代初至清代中，我国普遍有神庙演戏的习惯，很多神庙都建有戏楼，这个关帝庙是公共性集散地，香客如云，也成为新会历史上重要的演艺场所，“石戏台”就是历史的见证。
新会流传这样一首关于演戏的诗歌：

“锣鼓喧天上彩楼，男人扮作女人头。
容易少年容易老，一时快活一时愁。
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烛假风流。
谁人识得其中意，莫学少年去荡游。”

传说是陈白沙为这个石戏台所作，小时候听过，但只记得前面四句，现从朝练先生的小考中录出。古代演戏全是男班，扮男、扮女、扮老、扮少，富贵、风流都是假戏，这首诗既是对古代演戏的描写，又是一首富有哲理的诗歌，饶有趣味。不过白沙先生（1428—1500）在世时还未建有这个关帝庙和石戏台，显然是贴上去的。
           
             （《新会画刊》2005年6月18日）

                                                                                                            林福杰

圭峰茅草化神奇:茅龙笔漫话

茅龙笔是新会特产，雅名传四海，美誉满书坛。外地游客买来纪念，陈设增加文化气氛；书画家买来挥毫，创出风味独特的作品。毛笔可用羊、狼、兔、鸡、鹅等动物毛和荻、竹、木、葵、棕等植物做成，但用茅草做笔，有它的独特之处。

茅龙笔的发明──为寻求书艺突破

茅龙笔用新会圭峰山茅草制成，这是明代广东大儒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的发明。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茅笔”条载：“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圭峰即今圭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气候温和湿润，生长的茅草适宜制笔。采摘这种茅草扎笔，美名“茅龙笔”，陈白沙还给了个拟人化的名字——“茅君”。他诗中有“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长揖谢茅君，安静以待终”(《病中写怀寄李九渊》)、“茅龙飞出右军窝”（《答蒋方伯》）之句。
茅龙笔是怎样创造的呢？一说是陈白沙在圭峰山讲学，“山居苦无笔”，而圭峰多茅草，就地取材扎成笔。另一说茅根入中草药，有清热之功，白沙在煲药后，发现药渣中的茅根已松化，纤维柔顺，有了用茅草制笔的创意。再一说是白沙村人有割茅草扎扫帚的习惯，陈献章见小孩用“茅扫”在地上写划大字，受到了启发。还有一说是陈白沙见苏轼（东坡）诗文提到岭南无靓笔，于是下决心研制出来。以上说法都见诸报刊文章。
这些故事虽然美丽，但真正促使陈白沙的发明，是他的创新精神和对书艺发展的不倦追求。其时，书法艺术经历晋、隋、唐、宋全盛，到达绝顶，书家要有所突破，必须探索前人未有的方法，其中用新材料写字是一条创新路子，不同材料的笔可产生不同的书法风格，但最终能成功者凤毛麟角。相传王羲之的《兰亭序》就用鼠须笔写出的。白沙先生富于创新精神，在儒家学说方面已突破了程朱学说，创造了心学学说；在书法方面，同样追求出新，在晚年书法功底非常厚实的基础上，摸索书法新材料，发明了茅龙笔及其书法艺术，取得了很大成功，振动书界，影响至今。

白沙经典作品──确立茅龙地位

陈白沙发明并使用茅龙笔是晚年的事，较早出现茅龙笔（“茅君”）字眼的是上面已提到的五古诗《病中写怀寄李九渊》，其时50岁，现留下的墨宝则更晚一些。白沙书法源自欧、颜，以草书为最具特色。其草书雄劲崛强，用笔随意挥洒，于厚重中见生辣。能将欧的结构，颜的用笔，米的气势，参为己用，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他晚年的书法已到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茅龙书”，又称“白沙书”，更是“奇气千万丈”（《广东新语》），“笔势虽驻神犹在”，一洗元代以来柔弱萎靡的书风。他的学生张诩在《白沙先生行状》中说：“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现代书法家麦华三教授论茅龙笔书法：“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一新，使明代书法为之改观，岭表书风为之复振。”
白沙先生在弘治辛亥年（1491）64岁时用茅龙笔写下《书法》一短文，谈了心得体会：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

陈献章现留下来的茅龙笔书法作品约二十多件，但都堪称茅龙笔的经典作品。根据掌握的资料，以下的几件作品可作为其代表作，由于它们的流传，确立了茅龙笔及其书法的艺术地位。

一、《慈元庙碑》。高1.8米，宽1.05米，行草。明弘治十二年（1499）夏书，时年72岁，即去世前一年。上石时，他亲临视刻工。书艺极高，刻工精细，被誉为岭南第一碑。现藏新会崖山祠内。
二、《种萆麻》诗。纸本手卷，高25厘米，横426.3厘米，草书。有人评论是他草书的代表作，而且他这样的长卷作品少见。由上海一私人收藏。

三、《“忍”字赞》木刻。行草。于明弘治十年（1497）夏五月书，时年70岁。下款“石翁”即白沙晚年的号。江门市陈白沙纪念馆收藏。
四、《肇庆城隍庙记》碑。高1.5 米，宽0.9米，行书。明弘治七年（1494），时年67岁，学生陈冕请他到肇庆，应邀而作。白沙传世作品以草书为多，此楷行书字体殊属珍贵。现藏在肇庆七星岩石室岩洞内。

五、《敬义》碑。高1.55米，宽1.02米，双面碑，正面刻“敬义”二字，背面刻“圣喻……”。成化十七年54岁时书，是早期茅龙笔作品。现藏新会博物馆内。

陈献章茅龙书法的其它作品，所知有《浴日亭》、《雨中偶得》（手卷）、《训词》（册页16张）等；笔者手头有影印件的：《木犀花重赠》、《送茅龙》、《读评诗文三首》、《白沙先生父母合葬墓碑》、《赠袁晖》，以及一些未冠名的手迹，如“子庸信宿白沙……”、“独立无朋……”、“月到天心处……”、“种树须择地……”等。
假如没有上述经典作品，就没有陈白沙茅龙笔书法艺术可言，也就没有茅龙笔的存在价值，更不会有茅龙笔工艺的流传后世。

新会制笔工艺──五百年源远流长

茅龙笔及其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仿效者众”。日本人喜欢单字书法作品，如“忍”、“武”、“道”、“义”、“勇”等字，茅龙笔书法在一字中能有多种变化，因此也受日本人青睐。
新会是茅龙笔的故乡，500年来一直都有生产，销全国各地，并在东南亚一带享有盛誉。康熙年间（1662－1722）有专制茅龙笔的店铺，其中有伍氏办的“捷元斋笔庄”，二百余年后迁香港为“捷元笔庄”，称先世伍云（光宇）是白沙弟子，“得茅龙制法递相传授”。经分析，这是商家宣传手法的成份居多，因为白沙44岁时伍云去世，而茅龙笔是白沙晚年才创制并完善的。至清末，茅龙笔工艺仍有保持。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新会乡土志》载：“白茅，生于山坑中，明陈献章采以制笔，今犹效之。”抗战前，新会制笔的店铺很多，今惠民西路就比较集中，路名称“做笔街”或“笔街”。抗战期间民不聊生，制笔业凋零。到建国后，茅龙笔的制作及其书法艺术一度中断。至“文革”后，得以复兴，并进一步发展。
茅龙笔制作主要原料是圭峰山上的白茅，以岩石上生长的为最佳，以秋天采摘为适时。那里有两种茅草，一种是有花开的、高大的，可作燃料，另一种无花开的才是制笔用草，也是搭茅棚草料。按理，扁形纤维制笔容易折断，这种茅草拆分来看是扁形纤维，但再细拆分又是圆形纤维。用它制出的笔柔软且富有弹性，吸墨性能好。写出的笔划感觉很硬，但笔锋是柔软的；写出的飞白生动，但它是蘸饱墨汁来写的，而普通毛笔要干笔才能做到；写出的字有骨有肉，有刚阳之气，笨拙中出奇巧，而其它笔则效果不同。
制笔的关键是选草。有人理解“茅心”是中间新长出的、未散开的新叶，但制笔的实践证明它太嫩、瓤多，不是最好材料。所谓“茅心”，实际上是靠近根部20厘米长的那一段草胆并除去脚叶。采摘后晒干，再用木棰轻轻敲烂，除去糖份便于吸墨。之后，放置干燥处存放隔年（最好两年）。又用蚬灰浸透腌制，晾干后扎成整支笔，无需加竹、木制的笔管，也无需掺入黄麻之类。制作并不复杂，工艺差别不大，但制作要求高，有秘诀。
目前，除新会多家生产茅龙笔外，江门、广州等地也有人制作，但质量参差。外省也有类似的制作。《书法报》载，某省一位青年采用当地茅羽草制成“茅羽笔”，与茅龙笔相似，并在当地申请专利，召开新闻发布会，又请名家试笔。
既然茅龙笔是“后人仿之”，陈献章也没有真传，因此也就不存在“传人”的问题，关键是使制出的笔能实际应用。
         
复兴与发展──艺苑奇葩长开

近二十多年来，新会非常重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茅龙笔由复兴到发展，得到了发扬光大。
“文革”后，在国家外事活动中，日本友人提到建国前曾托人买过茅龙笔的事。省里知道后，于1978年给了新会县恢复生产茅龙笔的任务，并划拨3万元经费。新会美术工艺厂具体组织李旋等人试制成功，媒体作了报道。由于批量生产涉及选草、技术处理、销路等问题，仅制作了3个月就告一段落。之后，有多人先后投入试制，在摸索中有成功、有失败，有的最终实现商品化生产，还提供政府外事和单位送礼作地方土特产之用。
茅龙笔的恢复，书画界为之兴奋。赖少其试笔称赞，吴作人、麦华三等题签，关山月、赵少昂、黄笃维、朱屺瞻、欧广勇、陈景舒、李曲斋等一批著名书画家应用。但恢复产品初期也出过笑话。据一位老画家回忆，当时赠送给来新会作画的一批书画家，听说回去后不能应用，开玩笑说让女画家拿去洗锅。但新会恢复茅龙笔工艺是最终成功了。那位老画家说，后来受澳门书画会长崔德祺先生之托，买了一支70元的送岭南国画大师赵少昂，赵回赠了一幅画得非常好的水墨画托他带回，他评价这是赵少昂画中的最佳作之一。
茅龙笔优点突出，但缺点也明显，存在四个问题：1.耐用性不及动物毛；2.功能少，原来只限于书法；3.应用人数少，使用需要有一定功力，书画家为了追求艺术效果，才有限度地使用；4.生产量少，主要卖给书画行家和一些游客当纪念品。显然，这些局限性需要冲破。
茅龙笔是创新的产物，因而又必须在创新中发展。新会的工艺师们主要在提笔收锋、吸墨、软改性等方面改进，有了新的突破，产品得到社会认可。广东电视台、香港中文凤凰台、翡翠台等录制电视专题节目，向公众介绍。原来只有书法用笔，近来又有人研制国画用笔，并探索茅龙笔国画技法，多次举办茅龙笔国画展。茅龙画笔下笔狂放飘逸，机理特别，非常适宜画树、画石、画山，风格与传统迥异，有行家认为用它作画比写字更显特长。生产规模也逐步扩大，其中新会冈州画院已制作数千支，并免费赠笔全国美协会员试用。在品牌方面，过去有“先贤白沙茅龙笔”，但一般都称“茅龙笔”或“陈白沙茅龙笔”，现已有了第一个以制笔人名字为注册商标的“张瑞亨书画茅龙笔”，也算是一种突破。
许多钟情于茅龙笔的有心人正在努力改进和创新，使茅龙笔及其书法艺术继续发展下去，让这朵艺苑奇葩长盛不衰。
     
（首载《炎黄天地》2003年第2期）                      

 林福杰

说“熊”字

    新会茶坑是梁启超的故乡，那里有熊（音泥ní）子塔（又名凌云塔）；天马、天禄、茶坑村旧名马熊、鼠熊、东熊，甚至今天仍有人这样称。这个“熊”，任你查遍古老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或是新的《新华字典》、《辞海》，甚至收字5.6万个、最大规模的《汉语大字典》也找不到，被认为是地方字，是新会人自造。其实这个字古已有之，只不过往往是以“能”字的面目出现，有时又为“熊”。

    “熊”是什么? 古字书《尔雅•释鱼》解释:“鳖三足，能。”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第五十二》说:“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东汉张衡《东京赋》：“能鳖三趾。”《山海经•中山经》载，从山“多三足鳖，枝尾，食之无蛊疾”。鳖，广东俗称水鱼；熊即三脚水鱼。
    新会的“熊”也是三足鳖之意。据清康熙《新会县志》“熊子山”条记载，熊子山有5个，在海中，分别叫熊子、鼠熊、马鞍熊、东熊、长熊，而通名为熊子。又说：“熊，三足鳖也，山各有三足，故名。”古代那一带是河江水网地带，海中的５个山因“各有三足”，又像形鼠、马鞍等，因而得名，其中马鞍熊后又简称为马熊。至明代末，知县周思稷认为名字不雅，将它们改名，中间称中台，左边称天寿、天福，右边称天马、天禄。
    古籍书中这个“熊”字主要出现在有关“鲧化为熊”这一典故。《史记•夏本纪》记，舜见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流放他到羽山，以致死在那里。说鲧最后化为三脚水鱼的，是《史记•夏本纪》“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晋代束晳《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根据“正义”下三点的注释，说明他看到的就是“熊”字。此说还可见于比《史记》更早的《楚辞》屈原的《天问》：“化为黄熊，巫何活焉?”说鲧化为黄熊入羽山深渊，神巫如何能把他救活呢?还有《左传•昭公七年》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  “能”字下加三点，是三只脚的像形，古人也认为是“世俗所造”，据说晋代已有此字。显然，不是新会人自造字，因为早在晋代已有人造了，新会还未立县。
但是，古籍书中大多数印“能”，也有为“熊”，而不用“熊”。既然“能”已有“熊”的音、义，用“能”字就行，再加“音‘泥’”就清楚。因为汉字一字多义、一字多音的情况比比皆是。前面列举的这些典籍都未用“熊”，清代光绪《新会乡土志》和不少旧资料印“能”，《广东通志》印“熊”。难怪连大字典、大辞典都查不到“ ”的字头，但基本都有“熊”的音义条目。因此，“熊”可以写成“能”。

（《炎黄天地》2002年第4期）

注:由于为特殊字,文章用"熊"字代替

李  林